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年夜饭、年宵花、智能“年货”装点兔年新春
消费提振年味足
买年货、贴春联、送年礼……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人们对家浓浓眷恋的承载,也是年度消费旺季。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传统购物需求与有利购物环境相遇,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年货经济”呈现出哪些新亮点、新趋势?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餐饮行业迎复苏“拐点”,多地发放消费券激发城市“烟火气”
“过去一年大家都挺辛苦,今年不少人选择回家过年,就想着赶紧一块聚一聚。”1月17日中午,陈先生和同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火锅店用餐,尽管排队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用餐还是很尽兴。
堂食排队等位景象重现,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近期各地餐饮业已迎来了新一波消费热潮。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提振了商户的信心,许多店家加紧备货补充人手,迎接春节假期的新一轮消费复苏。
“目前餐厅的年夜饭预订情况非常火爆,包房早就订满了!”1月18日,深圳天瑞轩粤菜餐厅大堂经理陈先生介绍,市民一般会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预订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轮用餐时间从15时30分到18时,间隔半小时后开始迎接第二轮客人。
“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北京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说。“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加速恢复的同时线上订单也有较快的增长。”业内人士预计,春节前后能达到这三年来最好的状态。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了解到,针对当前消费逐渐回暖、消费信心逐渐恢复等特点,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费”促消费活动,力求以节兴商、以节聚势、以节兴市,促进商贸经济增长实现“开门红”。同时,发挥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机构、支付平台等社会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行业广泛开展打折让利、优惠叠加、满额递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1月17日,广州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其中不乏“满1001减1000”“满101减100”等大额券;1月14日,北京经开区首轮10万张新春消费券上线仅1分15秒就被一扫而光,22分钟后就产生了第一笔核销订单;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正式启动发放,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消费券类型,总计发放1.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时尚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金额之大、平台之广、种类之多,为历年春节罕见。
“在限定的时间消费,可令消费券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令消费市场升温。”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给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掌握消费大数据,及时了解大众的消费偏好、消费特点,挖掘阻碍消费升级的难点、痛点,为下一步的纾困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多地商务部门既往数据显示,消费券拉动消费效果明显。去年6月至12月,湖北省先后投入12.59亿元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金额50.46亿元。据天津市商务局测算,本轮投放的1.15亿元消费券,叠加企业、平台打折让利和补贴,预计拉动消费33亿元以上。
“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新宠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实施、返乡人员增多,今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发力点,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从梅菜扣肉、四喜丸子等传统年菜到胡椒猪肚鸡、花椒鸡等养生菜品,方便易操作、还原餐厅风味的预制菜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年夜饭新选择。
腊月二十三,在江苏淮安工作的王强踏上归途,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汽车后备厢准备了满满的预制菜年礼。他告诉记者,“饭店年夜饭爆满,预订排单要提前半个月,今年迟了没订上。我干脆把淮扬美味搬回家,也可以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
“我们开发的国宴、家宴系列产品,符合中国春节的团圆需求,特别是‘淮扬一品’‘佛跳墙’产品,因味美、料鲜、品好、安全,深受顾客喜爱。”据百斯特公司董事长王强众介绍,预制菜主打美味便捷,科学的食材搭配、先进的锁鲜工艺让年夜饭变得更加美味、简单,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温馨交谈。
《2023抖音好物年货节》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电商的年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预订高峰,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在已上线超过4000款年夜饭预制菜中,销量前五依次为:年年有鱼锦鲤造型八宝饭、川味年夜饭家宴套装、佛跳墙海参鲍鱼花胶盆菜、猪肚鸡煲汤半成品、胶东花饽饽兔年礼盒。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介绍。
“目前,年轻群体掌握了家庭消费大权并成为年夜饭的消费主力,80、90后追求效率、对厨艺缺乏自信等特点也愈发明显。”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春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纪委监委第十一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全区配餐企业、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开展预制菜品安全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涉检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对预制菜从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包装、检验、存储条件、销售等环节进行系统性检测。
“我们把缺斤少两、包装损坏、食品过期等问题作为重点检查方向,对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的预制菜品进行了现场抽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确保大家过安全年、幸福年。”该纪检监察组组长郭荣亮说。
年宵花走俏,年货热销,消费升级装点新年味
“最近花市热闹得很,我和我爹都快忙不过来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颜色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也被列入不少人家的年货清单。像这个‘好运来’就很受欢迎,给新年讨个好彩头。”春节前夕,云南昆明斗南花市人头攒动,一位摊主指着面前的鲜花热情介绍着。
春节近、年味浓,到斗南花市购买鲜花、盆花,为家里增添盎然春意和年味儿也成了春城人过年前的重要“仪式”。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类水仙、红色系花卉和兰花系花卉备受消费者青睐,寓意花开富贵、吉庆祥和。
全国每10枝鲜花就有7枝出自斗南花市。随着市场回暖,斗南花市购销两旺。商户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前做好了货品储备,迎接春节销售旺季,同时利用抖音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市场上直播带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年回家过节走亲访友的人多了,过年前后也是婚嫁的高峰,鲜花需求量很大,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我要趁这几天抓紧补货。”一位前来批发的花店老板说。
果冻橙、沃柑、砂糖橘、红心柚等柑橘类热销,车厘子、草莓、榴莲等也成了市民年货采购单上的常客……进入年货采购高峰期,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从全国各地水果主产区储备调运了充足的水果,近几天水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1.2万吨左右。1月17日,首届新发地年货节开幕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0.5万吨,交易额7.26亿元,极大丰富了市民春节餐桌。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地市场共有4500户商户,今年春节期间有2000户商户留守市场,并在产地增加储备,全力保供首都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随着时代变迁,年货的定义已不止于年夜饭、年宵花等,年货采买也不一定要在商超市场完成。
在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中,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销量纷纷大涨。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为春节消费“标配”。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智能产品跻身“年货清单”新选择,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潮智能产品登上了年货的销量榜单。
“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年货这个概念其实不再是吃吃喝喝,而在于快乐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在蓬勃发展的新消费市场中要想获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要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引导品牌积极创新。
线上线下满满的购物车,正是“年货经济”红红火火的写照。
2023年中国经济会整体好转,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2023年,对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充满信心。”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拓展,消费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康义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的方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施,将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和消费规模都将稳步恢复和提升。
消费活则经济活,消费兴则城市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国内消费市场扩内需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谈及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康义总结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二是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三是新消费热点在不断涌现。四是就业稳、收入增有利于拉动消费。
“2023年中国经济肯定会整体好转。经济好转,就业会相应改善,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康义说。
“消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力,二是购买愿望。”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从根子上促进消费,还得依靠政府外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无论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外贸,只有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才会进入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疫情三年,在‘非必要不返乡’‘倡导就地过年’的号召下,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两三年都未回家过年,今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也是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一个消费旺季。”苏剑说。
苏剑分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少不了走亲访友,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等,加上一些家庭会选择在春节期间操办婚嫁事宜,家电、家具消费也会有所增长。此外,随着出行政策放宽,旅游产业也将加速回暖。
“促进节日消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减税、企业和商家降价。”苏剑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建议政府在春节等重要节日联合企业和商家对一些能够拉动短期消费的商品进行较大幅度降价,如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及旅游产品等,而政府则为参与降价的企业和商家减免相关环节税收。一方面可以减轻商家和企业的成本,让其有降价空间,最终用有吸引力的价格优惠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绑定消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作者: 本报记者 管筱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